痛苦只因不懂转身

sky:上次发了《风雨天一阁》的贴子之后，总觉得对于中国的藏书还意犹未尽，而且晓醒也说了一个朋友藏书的故事，海叔也说了自己对藏书的态度“一般是借出去，藏不了”，我上次也说了“藏与用”是一对矛盾，所以不管是晓醒的朋友的“重藏”还是海叔的“重送”，都是爱书的行为吧！今天再发一个我国著名古典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写的《中国的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我从网上直接下下来的，但是似乎只是节选，下次找到《书与人》原刊再查漏补缺吧！这个文章说的都是一些关于藏书史上的著名的故事，阅读性很强，作者通过这些故事来说明我国藏书活动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       我觉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最喜欢的朝代之一)的送书抄书读书风尚，这个时期是中国书史上的黄金时期，出了很多著名藏书家，而且这个时期的藏书家都是藏用结合的典范，他们不仅藏书而且著书，不仅著书而且利用著书和藏书传播文化。这个时期的借书抄书送书蔚然成风，藏书家愿意借出自己的书给好学之人，而很多读书人也借书来抄（那时候印刷术还没有盛行，书都是手抄）。之后就没有一个朝代的读书风气像魏晋这样开放健康的了!!

                            中国的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
                                            来新夏                            (摘自《书与人》1997年第4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虽历经沧桑、迭遭劫难,却绵绵流传至今的文献典籍。而历代相沿不绝的藏书活动是文献典籍得以流传的坚强支柱之一。中国的藏书活动中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贯穿着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即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图书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就曾接待过孔子前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魏晋时期,国家藏书还曾经有过应求而赠的先例,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其请求赠书一车。历代官藏都向高级官员开放。北宋时,一些高级官员如因工作需要,还可经过一定手续将官藏借出。清代很重视官藏的利用,纂修《四库全书》时,曾将《永乐大典》作为资料;全祖望力倡从《永乐大典》中采辑佚书;徐松利用官藏《永乐大典》,辑集出《宋会要辑稿》,经过一批学者的努力,一些原本散佚的古籍,又重新流传。《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宫中文渊阁可有条件地供人查阅,还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借阅,嘉惠士林,其保存、普及文化,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公藏中书院的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自不待言。
       “私藏”在借阅、传抄等活动中所发挥的“作育人才”的功能,更明显地体现出“仁人”精神。东汉末年,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时,便将数千卷藏书赠予王粲,以作育人才(《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宋晁公武得到了四川转运使井度的五十箧赠书,使私藏去其重复后达24500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郡斋读书志》,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大多数的私藏为外人借阅提供方便,这也是“仁人”精神的体现。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南史·崔慰祖》);晋范蔚藏书7000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还为借阅者“置办衣食”(《晋书·范尉传》)。明代杨循吉有“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的慷慨气度(《题书厨诗》),他藏书积至十余万卷,晚年悉数散赠亲朋故友;明末藏书家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钱谦益《跋陶南村〈草莽私乘〉之二》)。
清代前期,许多藏书家都把借阅抄录作为丰富知识、扩大藏书的一种方法,如世学楼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等大藏书楼,都曾接待过著名学者黄宗羲进楼抄书而黄氏名其藏书处为“续钞堂”,以示不忘其所本。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藏书的保存上。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子(箧),将图书分类置放,以免损失。东汉曹曾,家多藏书他为此修了一个石室以藏书,称为“曹氏书仓”这大概是最早的私家藏书楼。纸质图书出现后,藏书的保护措施又进一步发展,如用檗将纸染黄以防蠹(刘熙《释名》)。隋朝立国虽短,而炀帝又是后世所非议的人物,但他爱书心极强而为史籍所称道,《旧唐书·经籍志》云“炀帝好学,喜聚异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宋人郑樵《图谱略》也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炀帝曾精选其正御本写五十副本,分上、中、下三品,用不同颜色的卷轴分藏,并建立起能自动启合的门窗和书橱等设施。唐承隋风,私藏图书超出万卷者已不在少数,而爱惜图书者更非个别。如李泌藏书三万余卷,对经史、子、集分别用红、绿、青、白四种牙签标志以示区别。宋代以后,专为藏书筑楼的风气开始兴起,明代范钦精心营建的宁波天一阁,是至今岿然独存的古代私家藏书楼,它对图书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
其次,版本、校勘等等专学的建立,使藏书文化的内容更臻充实。宋代以后的收藏活动有所扩大,开始对藏书内容进行纠谬正误的校勘工作,由崇文院总管秘阁和内府藏书整理和校勘,并规定每天日课数量,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曾巩、苏颂、黄伯思等,都对校订官藏有所贡献,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学者对个人秘藏尤加用心,宋敏求家多善本,颇着意于校书,更利用这些珍本文献著书立说,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著录图籍的各种版本,开版本学研究之先河。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版图书日渐减少,藏书活动又增加了复制等内容。藏书家对古善珍本视若拱璧,往往不惜巨资购进;如若无法购买,便精工抄写。历代出现了不少名抄家,如吴抄、文抄、王抄、沈抄、祁抄、谢抄和毛抄等,质量最堪称道的是毛氏的影宋抄本。在抄写复制的同时,也有不少藏书家为便于世人阅读,利用雕版印刷大量复制,又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
清初以来,藏书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官藏、公藏注重搜求,由政府组织了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有选择地概括了古代、中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将抄本分置在自东北至东南的繁盛之地。私藏尤为普遍,几乎是学者无不藏书,藏者无不治学,其区别只是在于数量之多寡,可见藏书文化的意识已牢牢地树立起来,藏书文化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不少学者为了丰富所藏,移居北京琉璃厂,以搜求佳本善刻。当时声名卓著的学者如王士桢、罗聘、孙星衍和黄丕烈等都在琉璃厂附近住过,这无异是推波助澜地使琉璃厂成为最大的一个藏书文化的中心而历久不衰。